也就是说，有些行政主体可能会通过管理外包、服务外包等治理方式将公权力交给不当的私人主体。
一、宪法实施的渐进性 在现行宪法生效30多年之后的今天研究宪法实施问题，主要是从理论上厘清宪法实施的路径问题。正常的推论是，当且仅当政治禁忌不复存在之后，宪法监督制度才能正常运转。
当然，也可以通过宪法修改即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将公民的未列举权利请求确认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七是鼓励和保护代表的批评意见（参见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1、32、36、37、171—174、175—176、177—178、191—194、214—215、330、410、451、453、454—455页）。[39]总之，程序法治的重要性及其薄弱性是宪法委员会无法回避的难题之一。二是立法不作为，为民主、法治社会所必不可少的某些重要法律如行政程序法、阳光政府法、新闻法等，我国目前尚付阙如，在相关领域中行政机关可以任意作为。[46]有学者断言：尊重个人利益是衡量制度公正的前提。
那么，无论宏观意义上的宪法实施，还是微观意义上的宪法监督制度的真正落实，抑或宪法委员会的有效运转，都离不开一种全新的文化——权利文化的支持。宪法委员会可以从原则上虚置该条款，从而使国务院的职权符合权力有限原则。二、宪法实施的内容——从国家机构规范到基本权利规范 强调民主是宪法实施的前提，目的是强调国家权力必须由民意来监控。
宪法委员会的主观能动性，是宪法监督制度正常运转和宪法有效实施的内在驱动力。（2）宪法实施的内容是什么？顾名思义，宪法实施是对宪法文本的贯彻和落实。[48]公民的权利需求是宪法监督制度得以有效运转的重要推动力量，这是确定无疑的。这些关于各类法规备案审查的规范性文件被称为法规备案审查制度。
而要恰当地扮演宪法守护者的角色，他们还应当具有既精通宪法原理又富于政治智慧的超世之才。相反，我们必须承认，宪法文本应当得到充分的尊重，宪法的实施应当以宪法文本为中心。
在新文化运动中，人权学说勃兴一时，终被国家富强的欲求所侵蚀。第一种模式虽然存在着立法机关自我监督的悖论，但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宪法保障模式，应当属于首选，主要原因有：（1）它不改变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也不违反宪法，容易得到接受。宪法委员会发挥本身的能动性，逐步由从属性的违法审查机构过渡为独立的违宪审查机构，宪法实施的重心由国家机构规范转向基本权利规范，这是宪法实施的基本路径。宪法监督制度的有效实施，其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使立法机关至上原则得到实现，民主制度逐步走向成熟。
其二，是宪法守护者主要依靠自律的理念。三是提高人大代表的资格条件，对其品行条件、社会活动能力和议政能力、身体健康状况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规定国家机关政务官不得兼任人大代表。三、宪法实施的保障——从违法审查到违宪审查 宪法的实施，有赖于特定制度的保障。在例外的情况下，如果需要对个人利益作出限制，需要依据法律事先做出的明确规定。
这是宪政在中国遇到的无法克服的两难境地。但作为救亡之民族主义运动的手段，中国的宪政运动又需借激发民族热情和强化民族意识来获得动力，而民族主义精神的动员又必然强化民族文化。
[58] 关于理顺党委与人大关系的问题，参见蒋劲松：《论党委与人大关系之理顺》，《法学》2013年第8期，第21—28页。现有的法律文件规定了正式审查之后可以提出予以撤销的议案，还有权予以改变或撤销。
充分地享有权利，妥善地保障权利，从根本上讲，取决于众多的权利主体在人格尊严上的深刻自觉、在社会道德上的互敬互信、在制度运作上的积极行动。孙中山之所以被尊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就是因为他不仅找到了中国富强的必由之路，并且创造性地规划了国家富强的路线图。另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著作约计128部。[1]实施宪法的重要性不仅无人敢于公开否认，反而总是得到周期性的极端肯定，但宪法与现实生活的疏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使学界对宪法实施状况的认识出现了分歧。孙立平：《走向积极的社会管理》，《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4期，第26—28页。当然，这与法学研究的不充分和立法技术的不成熟也有相当的关系，不一定都能完全归结于程序意识的问题。
[19] 发展人大民主的基本要求是落实现行宪法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规定（第57条）。根据《立法法》第99条的规定，启动宪法监督程序的主体有三类：其一，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对监督对象（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
[11] 比如，范进学教授明确提出，宪法文本中的国家机构规范的实施并不能表征宪法的真正实施，基本权利规范的实施才是宪法得到实施的标志。站在尊重宪法之根本法地位的立场上则不难得出结论，既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最根本的政治制度，人大民主就理应成为我国民主发展的突破口。
在民主走向成熟、需要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以防范和纠正民主的弊端——多数主义暴政之际，这一观念就需要代之以一切国家权力都可能被滥用，都需要予以制约的观念，因为违宪审查的主要对象是民主体制下最有权威的立法机关。在宪法实施的初期，为了加强全国人大的权力和地位，可对此条款作扩张解释。
与此联系，宪政移入中国也就必然地从道变为器，从体变为用，由一个母胎文化中的形上问题变成了中国的形下的功利问题。任剑涛：《从帝制中国、政党国家到宪制中国：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三次转型》，《学海》2014年第2期。既然国家机构规范和基本权利规范都是宪法文本的内容，那么，程序性实施和实体性实施都是宪法实施的方式，但应以立宪主义价值为依归。[46]有学者断言：尊重个人利益是衡量制度公正的前提。
翟国强副研究员则把我国宪法的法律化实施分为消极性宪法实施和积极性宪法实施（参见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88—91页）。（4）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宪法委员会，在最高人民法院之内设立违宪审查庭，分别进行非诉讼的、事先的审查和违宪侵权诉讼、附带性审查（此为复合模式）。
宪法委员会成立后，应由相应的法律对这些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违宪审查制度是宪法的实质保障，它既可能是主动的审查，也可能是被动的审查。
尽管我国现行宪法中的国家机构规范是得到较好实施的部分，但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片面性，即：关于行政机关的授权规范实施得较好，而关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地位的确认规范实施得较差。关键词: 民主 立宪主义 宪法实施 违宪审查 宪法监督 我国现行宪法是一部适应改革开放之需而诞生的宪法，可谓改革宪法。
为英国的司法独立进行过不懈抗争的王座法院首席法官爱德华•柯克，我国春秋时期的齐太史兄弟，[34]汉代的张释之，当代政治家彭真，堪称典范。在现实条件下，确认和肯定个人利益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它也可能导致自私自利的膨胀，这是需要加以防犯的）。[36]所以，我国要实施宪法，实行法治，就必须打破潜规则，而打破潜规则的可靠路径之一是普及程序正义理念，加强程序法治建设。所以，从根本上说，人大民主的发展应以实施宪法中的国家机构规范为起点。
宪法解释是一种在既定的国家权力框架内回应社会发展、权利保障要求的宪法实施方式，它可以较好地维护宪法的稳定性，有利于宪法权威的树立，因此，宪法解释是宪法实施的首选方式。其三，国家权力结构应建立和完善分权与制衡机制，以防止权力不受监督而腐败。
宪法委员会的工作实行政治独立，等等。我国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大多数改革措施通常以牺牲大众利益为代价，并且过分偏向既得利益集团。
追求个人利益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它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28]可以用于指称文化对于制度的重大影响。